台胞捐赠族谱入藏福建万祥图书馆 盼促进心灵契合

要么强行推出不公正的结论，因为有时大前提本身就不公正。

有时人们还认为各自的观点似乎很符合常识，以致很难理解对方为何要大动干戈。另，Lee Epstein和Gary King这两位研究方法论的专家经过对1990年到2000年间的350篇发表在美国法律期刊的有实证研究野心的文章，其中包括参照SSRN法学网站选出的50篇被引次数最多的文章之后，在一篇极具创意的文章中表达了他们对于美国实证法学研究质量的严重担心。

[德]卡尔·拉伦茨：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不可或缺性——1966年4月20日在柏林法学会的演讲，赵阳译，《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3期，第144～155页。本文相信，只要不像欧陆哲学嘲笑分析哲学误读经典、远离文化、欠缺美感，分析哲学讥讽欧陆哲学语义不清、意义多元、空灵超尘，如同从事好的跨学科或实证研究而不具备一个恰当的对法律教义的理解是不可能的一样，(27)开展可靠的教义研究如果眼中无事实以及发现事实的方法，不讲求义理大道，那么可能不会走得很远。在本文着力建构的法学学科矩阵中，法学由教义学和非教义学(今天尤其是社会—法律研究)的知识构成，它们都是实践之知。(12)因为在证人数量很多的复杂案件中采取逐一听取证词的做法效率低下，或选取一些证人但代表性无法得到保证，因此其证词的可靠性和说服力不强，借鉴统计学中的抽样统计方法可解决诉讼中的这种证明难题，同时也相应地提高诉讼效率。它用类似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回答法律客观上是如何的问题，服务于法律的法律性，经验多于理论，以新法律现实主义、法律中的社会科学、法律的经济分析为代表。

(32)只有通过制度化学科才能通过特定的教育方式一代一代地复制自己。后一区分立足于科学，目标是获取对关于对象的规律性、可重复性的认识即理论，实践是理论的产品。⒄ 在1970年的上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又退回到举证的一般原则上，每一方当事人均应阐释并证明，遗赠在是否违反善良风俗上有利于自己的情况。

如何填充，只能向外寻求占统治地位的道德的帮助。一审判决之后，记者再次来到张学英的家，在这间不足20平米的小屋里，最值钱的摆设是电视机。制定法中的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条款本身是道德（低标准的道德）的法律化，是"以礼人法"，如《德国民法典》第138条，中国民法通则第七条。对于终意处分的评价--在其是否违反善良风俗的视角下，根本上取决于该法律行为的内容，包括其影响。

这一遗嘱部分无效，应无疑问。如果持违反的立场，便自然排斥了遗嘱自由，如果持不违反的态度，便适用遗嘱自由。

柏林地方法院据《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1款判这一赠予违反了善良风俗而无效，理由是，遗赠人是由于"那种有悖于礼仪和风俗的关系"来决定终意赠予的，受赠人利用了与遗赠人的性爱关系以确保从他那里获得金钱利益。理由与上述民三庭的一样，"情妇遗嘱"只是在仅仅为了促使情妇继续保持性付出或对以前的性关系表示酬谢时，才违背善良风俗且无效，而这份遗嘱不是。柏林地方法院的评价明显与法律秩序相悖，因为未婚者之间的性行为在根本上被视为是违反道德的，尤其是单身男子与已婚女子。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二人既不服法院关于处理情妇继承遗产的第一项裁定，也不服法院关于拒绝诉讼费用救济的第二项裁定，向柏林州法院提起抗告，被州法院驳回。而可视为正当的动机明显的有，回报受赠人作出的牺牲，抚养共同生育的子女，保证情人的生活。1910年11月3日判决，IV/10． ⑼1926年11月4日判决，Ⅳ101/26。⑸参见《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53卷，第369页以下（BGHZ 53，369），载邵建东编：《德国民法总则典型判例17则评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239页。

丈夫同意他们的性爱关系本身也违背善良风俗。本案中，不能认定存在着被继承人使其配偶继承后置合理化的动机，由于赠与行为超越了道德上许可的范围，而部分无效，但是，在此范围下，依据生活经验，可以推定--被继承人即使在知道真实的法律状态的情况下，也会向受赠人作出尽可能多的赠与。

而与德国情妇遗嘱案的比较，又直接为如何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参照。⑻这一做法在魏玛时期（1919-1933年）大体得以继承。

为了打官司，张学英说她已经连续几个月都没有交房租了，并且还抵押了电视机。也就是说，婚外同居行为是一回事，遗嘱的法律行为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婚外同居行为的不合道德性就推出遗嘱的法律行为也是不合法的。最后，如何获知当地多数民众在某问题上的道德观，最非易事。可行的办法是依据前例，学者对判例进行的类型化总结，为此提供了便利。批评者认为不应追问行为人的动机，是试图切断行为与法律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当然，限制本身也要受到限制，不可滥用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条款去限制遗嘱自由等自由

中国法圈，三法系四法域，法理一体，诚然正合物有万种，道理为一，同一本质显现为形色各异的事物，千差万殊的事物的本质又为同一，即中国宋明理学倡导的理一分殊之一元论哲学。[24]这使得国家垄断管制和治理的历史结束，必须寻求跨国的地理空间上的契约式的合作，正如主张以多元价值和互相依存的理念来调和各种法律传统的加拿大著名比较法学者格伦所说:法律中的多价是时代的要求，而不管是否受到政治或国家理论的认可。

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香港基本法载明: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第五条)。儒家主张德主刑辅，以德治国，人治优于法治，礼教优于法律。

对此，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均有明确宣示:香港基本法第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首先，在空间上，它既是民族国家的，又是地理性的。

原有的640 章条例和1160 项附属立法只有24 项未被采用，它们在内容和体例上与英国制定法大致相同，如香港《货品售卖条例》与英国《1979 年货物买卖法》 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沿用了英国在货物买卖中售卖和售卖协议的分类。法家之治国方略为以法治国，具体包括: 以法为本、事断于法、严刑峻法和以力服人。第六十二条关于全国人大职权中规定 :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澳门基本法用相同条款及序号载明相同内容。

法院分基层法院组织，由区域法院、裁判署法庭和其它专门法庭组成;高级法院原称最高法院，设上诉法庭和原诉法庭，对民事、 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 终审法院行使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终审权，是特别行政区最高审级，香港的诉讼案件以终审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为最终的判决和裁定。根据主权原则，第一部分就不属澳门原有法律，而澳门本地立法机构制定的才是。

此外，在国家宣布战争状态或进入紧急状态时，出于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的需要，中央有权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门实施。[26]关于中华法系的特质，除正文总结的多数人的共识外，较近的还可见张晋藩:《中华法系特点再认识》，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 期，第47－52页。

四是通过国际法院依据自愿原则接受管辖和强制管辖。[25]而跨文化性是从溢出国家的趋势性中必然导出的，因为文化常常是无国度的。

[13] 当代中国内地法源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三种法律文化，由此形成混合法。内地法院的判决对特区法院也没有约束力，内地执法机关也不可以在特区行使任何管辖权。[3]参见前引[2]，第210 页。法律适用不可避免要进行法律解释，依据中国宪法第67 条，法律的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例如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但香港现行法律又允许法院在审理个案时解释法律。

因而，澳门的法律本地化的任务实质上尚未完结。最后，在思维方式上，中国法圈是一元的，也当是沟通理性的。

[14]参见朱景文:当代中国立法中的法律移植，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87－96页。目前，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各自的法律基本上只在本地生效，中国全国性法律理应在中国领土范围内普遍适用，但在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和澳门，只适用涉及国家统一和主权的少数必要的法律，目前只有基本法的附件三已经具体列明的10 余个中国全国性法律适用于香港和澳门，为少量的例外，绝大部分不适用于香港和澳门。

所谓晚清修律是清朝末年以西方法律为蓝本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改造的官方运动，后来，无论是民国时期( 1911 － 1949)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当然前后30 年有所断裂) ，中国法律在形式与实质方面，都大量地借鉴和移植西方现代法律中的理念、体系、制度、概念、术语等。法院负责审理各类案件，分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